第五百四十七章、狂士登顶（4） (第2/2页)

这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。《大学》提出的
　　
　　“三纲八目”使这一思想更为具体化。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政治理想，道德为政治服务，正是儒家思想乃至殷省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　　
　　殷省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特征的人文文化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重视伦理和政治的特点，导致了殷省传统文化的另一种片面化倾向，那就是只重王权、国权而忽视民权、人权，只强调人的义务而忽视人的权利和人的主体地位。
　　
　　与此相关联，是政治权利的绝对化和法制意识的淡漠。这造成了殷省传统文化中民主精神的匮乏和人的个性的麻木。
　　
　　人伦观念后来演化成为
　　
　　“三纲”，突出臣对君、子对父、妻对夫的片面服从关系，在历史上更是起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。
　　
　　儒家肯定人的价值，注重道德的作用，这对于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。
　　
　　但在义利关系、德力关系等问题上，儒家、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见解却表现了严重的偏向。
　　
　　义利关系实质上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、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关系问题。
　　
　　以儒家为主导的殷省传统文化推崇非功利性，价值观以重义崇德为特色，认为只有小人才
　　
　　“喻于利”，而君子是
　　
　　“喻于义”、
　　
　　“谋道不谋食”的。孔子提倡
　　
　　“义”，但不完全排斥
　　
　　“利”，而是要求
　　
　　“见利思义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，
　　
　　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(《论语·尧曰》)，主张以义求利。孟子对义与利作了严格区分，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，道义按其本性来讲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理想性、自我约束性和利人的特性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董仲舒提出
　　
　　“身之养莫重于义”的命题，认为有道德是人贵于物的根本所在，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。
　　
　　从孟子到董仲舒，再到后来的程朱陆王学派，经过不断的阐释和发挥，义利关系演化成了
　　
　　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专门强调道义，忽视公利与私利的区别，在反对私利的基础上一概地反对利，进而藐视人的一切物质利益，甚至把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置于卑贱的地位，这样，价值观就发生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。
　　
　　在义利关系上，墨家及后世一些学说也有比较全面、辩证的论述。他们主张义利统一，德力并重，高度评价生产劳动的价值，同时重视能够给生产力的提高带来实际利益的科学技术。
　　
　　这些思想虽然在古代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，但无可否认，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　　
　　殷省历史上的功利主义一般都是进步阶级或阶层的思想武器，而道义论往往是统治阶级、没落阶层的理论学说。
　　
　　马克思认为，功利
　　
　　“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”。这也就是说，功利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，利益机制是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功利和利益追求，是必须要有法律和道德作基础的。